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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59章 宫禁邃严，密迩天颜（第1页）

张居正父亲今年七十二了，一身老毛病痼结，什么时候过世，已非古典医学所能干涉。

按历史天寿，也不过三年后的事情了。

所以朱翊钧必须提前筹划——届时张居正孝期致仕当如何处理？

肯定不能再像历史上一样简单下诏夺情那么简单。

彼时是什么情况？

门生堵着门骂张居正不孝。

举荐的故吏连番背刺反水。

就连引为同道的臣僚，都噤声不敢声援，个个请辞致仕。

天下沸反盈天，国子监诸生嘲讽于士海儒林，说书人戏子讥诮于街巷市井，甚至连商贩都横插一脚，散布揭帖。

马自强、沈思孝、艾穆、吴中行、张瀚、王世贞……不胜枚举——甚至野史还说，给首辅先生急哭了，以拔剑自刎来向上门辱骂的卫道士哭诉无奈。

总之，以别有用心之人作为中坚，裹挟道德卫士，数不过来的人在张居正身上踩了一脚，师生反目的戏码，再点缀上野史，瞬间便引领风潮，直接将张居正打入了道德的无底深渊。

封建王朝特有的戏码，斗倒一个人最简单有效的方式，就是从道德上将其搞臭。

人臭了，与其相关的一切也就都臭了，什么新政啊，主张啊，乃至为其作诗说好话的人啊，都是臭的。

以张居正夺情之事为分界点，其威望剧烈下滑，一些原本的同道要么告老还乡，要么干脆形同陌路。

相应地，内阁执政的成本，瞬间攀升，与日俱增——首辅道德败坏至此，还能做出什么好新政？

别说拧成一心了，连面和心不和都难以做到。

与此同时，张居正的心态和行事方式，在遭遇此事后，也发生了剧烈改变——居正自夺情后，益偏恣。

各自走向极端之后，国事又怎么可能按部就班得好下去呢？

守孝啊守孝。

连朱翊钧身为皇帝也觉得棘手万分。

历史上万历难道没支持张居正夺情么？

左一句“今宜以朕为念，勉抑哀情，以成大孝”，右一句“元辅朕切倚赖，岂可一日离朕，父制当守，君父尤重”，说得还不够么？

没用。

皇帝哪里大得过礼法，你有刀兵廷杖，我也有青史昭昭。

那是没有国朝故事吗？那复起的大学士可太多了。

永乐六年六月杨荣丁忧，十月起复；宣德元年正月金幼孜丁忧，随即起复；景泰四年五月王文丁忧，九月起复；成化二年三月李贤丁忧，五月起复，比比皆是。

同样没用。

祖宗成法这个时候就不好使了，还得看《礼记》的原教旨主义。

所以，朱翊钧必须未雨绸缪。

而此事的铺垫，要润物细无声，从微末官员开始，所谓金革无避古有训，起应徵辟从驰驱，守孝百日，就可以出来干活了。

至于后面？大明朝内忧外患，还怕少了外敌？

人心的惯性，具有无穷力量，朱翊钧自然要善加运用。

等夺情夺个几年，大家都养成习惯了，届时张居正再夺情，就能堵住卫道士的嘴了。

剩余的别有居心之辈，若是不能裹挟封建卫道士，还能有几分声势呢？

朱翊钧自信一笑。

不过……

他千算万算，却没想到，张居正摇了摇头：“陛下也说了，君子不夺人之亲，亦不可夺亲也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