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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9章 寒潮中的微光：下岗岁月里的 手工艺之路（第3页）

生存的压力迫使我必须做点什么。我发现自己的手还算巧，看到街边有人卖手工编织的小动物、手机挂件，生意似乎不错。我咬牙用最后一点钱，买来了一些最便宜的彩色丝线、串珠和简易工具，凭着一点琢磨劲和从母亲那里遗传来的巧手，开始尝试自己做。

我把做好的第一批小蝴蝶、小蜻蜓、简单的串珠手链，小心翼翼地摆在一个人流量稍大的街角。一开始，无人问津，我窘得头都抬不起来。后来，终于有一个带着小女孩的母亲停下脚步，小女孩指着那只粉色的丝线蝴蝶：“妈妈！我要那个！”

那个母亲问了价钱，我怯生生地报了一个低得可怜的数字。她爽快地买了。捏着那第一笔靠自己手艺挣来的、带着体温的毛票，我差点当场哭出来。

就这样，我开始了我的“手工艺人”生涯。为了降低成本，我通常是去批发市场接“来料加工”的活儿。别人提供材料，我拿回家，利用一切空闲时间埋头编织、串珠，按件计酬，赚取一点微薄的手工费。昏暗的灯光下，我的眼睛更加吃力，常常酸涩流泪，手指也被丝线勒出深深的红痕，甚至磨破。但这是我唯一能抓住的、实实在在的希望。

我做的东西渐渐有了些模样，不再是最初简单的蝴蝶和蜻蜓。我能编出活灵活现的小金鱼，眼睛用两颗小黑珠子点缀，尾巴用渐变的丝线做出飘逸感；能用碎布头拼出憨态可掬的布老虎，里面塞上母亲帮我淘来的廉价棉花；甚至尝试用更细的铜丝和珠子拗出造型复杂的自行车、小亭子。每一个小玩意儿诞生，都给我带来片刻的、微不足道的成就感。

材料成本是我最大的开销。为了节省，我不得不绞尽脑汁。批发市场的碎布头、服装厂丢弃的边角料、甚至家里旧衣服上还能利用的部分，都被我宝贝似的收集起来。颜料是用最便宜的，珠子挑瑕疵品按斤称。每一分钱都算计着花。

父亲下班回来，看到满桌子的“破烂”和埋头苦干的我，偶尔还是会从鼻子里哼出一声：“鼓捣这些玩意儿，能挣出个金山来？”但语气里的嘲讽，似乎比以往淡了些许。或许是因为他偶尔能看到我确实能换回一些散碎钞票，或许是他自己也在这艰难时世中，模糊地意识到生存方式的多种可能。有一次，他甚至破天荒地丢给我一小块他从屠宰场带回来的、鞣制过的边角皮料，嘟囔着：“喏，这皮子结实，看能不能用上。” 我愣了一下，接过那块带着淡淡腥气的皮料，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暖流。

母亲是我最坚定的支持者。她下班再累，也会凑在灯下，帮我给布老虎缝上最后几针，或者帮我给丝线打结。她的手更巧，针脚细密均匀。“妈，您歇着吧，我自己来。”我总这么说。

“没事，妈不累。看着你做这些东西，心里亮堂。”她笑着说，眼角堆起细细的皱纹，那笑容里充满了疲惫的慈爱，“我闺女手巧，随我。将来肯定比妈有出息。”

销售依然是个大难题。摆地摊提心吊胆，像打游击。后来，我打听到离家几站地有个周末自发形成的旧货集市，管理相对松散，交点少量的“卫生费”就能占个角落。我决定去试试。

第一个周末，我起了个大早。母亲帮我一起把连夜赶制出来的几十件手工艺品分门别类，小心翼翼地装进两个大纸箱里。父亲沉默地蹲在门口抽烟，看到我们费力地搬箱子，他掐灭烟头，闷声不响地走过来，一把扛起那个最沉的箱子，说了句：“走吧。”

那一刻，我看着父亲微驼的背影，鼻腔猛地一酸。

集市上人头攒动，喧闹异常。各种摊位琳琅满目，卖旧衣物的、卖锅碗瓢盆的、卖廉价文具的、甚至还有卖耗子药和祖传秘方的。我们找了个靠边的角落，铺开一张洗得发白的床单，把我的作品一一陈列出来。与周围那些实用主义至上的旧货相比，我这些精致却无用的小玩意儿，显得格格不入，甚至有些可笑。

父亲帮我把箱子放下后，就远远地站到一棵光秃秃的老槐树下，背对着我们，依旧是一副“我不认识你们”的架势，但这次，他没有走开。

母亲则陪在我身边，帮我整理摊位。一开始，无人问津。偶尔有人驻足，拿起一个看看，问问价钱，又摇摇头放下走了。阳光渐渐升高，带来的暖意却驱不散我心里的凉意。焦虑和失望一点点啃噬着我的信心。

母亲轻轻拍拍我的后背，低声说：“别急，碧华，慢慢来。好东西不怕没人识货。”

这时，旁边一个卖搪瓷盆的大婶探过头来，打量着我们的摊位，啧啧两声：“大妹子，带闺女出来卖玩意儿啊？这做的倒是挺精巧，可这地界儿…怕是卖不动哦！这年头，谁有闲钱买这些不当吃不当喝的花哨东西？”

母亲笑了笑，不卑不亢地回道：“大姐说的是。孩子自己喜欢，瞎做着玩，能换几个零花钱最好，换不来，自己看着也高兴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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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大婶讪讪地缩回头去。

快到中午时，终于开张了。一个穿着时髦、看起来像大学生的女孩蹲在我的摊前，拿起那个用父亲给的皮料做的小钥匙扣，上面编了一朵小小的皮花，惊喜地问：“阿姨，这个多少钱？自己做的吗？好别致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