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游走在晚清的乱世理工男 第644节（第2页）

早在京师大学堂时代，许多北大的学生官品就高于教习，出路也比教习好。所以曾有放弃教习位置而宁做学生的，这个传统让北大学生有一种隐隐的优越感。

民国以来，北大的招生和教师聘请两方面比较随意，没有其他学校那样严格的标准。不少学生在某些方面的学问真的超过老师，北大学生的回忆录里经常看到学生刁难教习的记录。

而胡适能短时间在北大站稳脚跟，真的离不开傅斯年这个学生头头。

后来胡适自己承认，许多学生觉得他对古史的处理是思想上的谋逆，认为他不配教这门课，要赶走他，结果因“在校中已经是一个力量”的傅斯年出面干预而作罢。胡适十分感慨：“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……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，没有引起风波。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是孟真（傅斯年字）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。”

蔡元培说：“适之十分用功，他知道自己在国学方面比不上一些学生，尤其像傅斯年那种在章门学习过的，所以不仅提心吊胆，也一直加倍学习。”

“这个我知道，”鲁迅说，他也曾拜在过章太炎门下，“适之经常拿一套《章氏丛书》钻研，并且用新式标点圈点了整书，遇到不明白的就去询问德潜（钱玄同字）。有时学到深夜，便只吃个皮蛋对付。”

李谕在多所学校开过讲座，所幸没有受到过什么刁难。

李谕以为胡适过了学生这关就万事大吉，蔡元培却又说：“不止学生发难，北大现有的一些老师也认为适之不通。”

“不通？不通什么？”李谕问。

蔡元培说：“适之上课发的讲义叫做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，有位教三年级中国哲学史的老师在课堂上拿着适之的讲义说，‘我说胡适不通，果然就是不通。只看他的讲义名称，就知道他不通。哲学史本来就是哲学的大纲，说中国哲学史大纲，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？’”

“哲学”这个词对中国人来说很新，是近代从日本那边转译过来的。

既然连“哲学”这个词都没有，中国古代自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。

西方哲学动辄就会谈到一个词——“存在（being）”，这是西方哲学的重中之重。但在中国传统文化里，并没有一个确切的词语相对应。就算找到意思相近的，也并非什么特别重要的概念。

因为中国文化太长，完全自成体系，没必要去讲西方的“哲学”。

后来胡适想通这一点，便坚持说自己研究的不是“中国哲学史”，而是“中国思想史”。

思想这个词就很有中国味。

但此时胡适确实犯了个小错误，在北大，“哲学史”三字是一个整体概念，即“哲学的大纲”，而不是“哲学之历史”的意思。

那位教授据此取笑胡适，笑得没毛病。

“适之在北大还有那么点水土不服，好在有白话文运动这个强项。”李谕说。

胡适总归混得很不错，成名相当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