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游走在晚清的乱世理工男 第626节（第5页）

一直到1917年，陈仲甫都是《青年杂志》的唯一编辑。1918年以后，杂志才成立一个编辑委员会，由6人组成，除了陈氏自己，还有钱玄同、胡适、李大钊、刘半农和沈尹默。

委员会每个月轮流由一人担任编辑；每月设有讨论会，参加者除了6名编辑，还有主要的撰稿人，包括鲁迅和周作人（那时编辑部搬到了北京）。

胡敦复也拿过来一本，看了一会儿称赞道：“陈先生的文笔很不错，这篇创刊词写得铿锵有力。”

陈仲甫说：“你看的那篇创刊词，也是这本杂志的指导思想，同样是我对广大青年的六点要求，即自由的而非奴隶的；进步的而非保守的；进取的而非退隐的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；实利的而非虚文的；科学的而非想象的。一言以蔽之，当是科学与民主并重。”

金邦正对他这段话非常欣赏，“科学方面不用担心，但民主二字，可能会让杂志被禁，您知道的，大总统可是要称帝了。”

陈仲甫说：“我明白，所以从创刊之初，就避免刊登直接的政治评论，《青年杂志》的目的是改造青年的思想和行为，而非进行政治批评。”

从14年下半年开始，北洋政府对报纸刊物进行了严格的管控，借口是这些出版物公开泄露政府与日本签订的秘密条约，或说他们批评相关的政策。

本来民国头两年，国内出版业迎来了一个爆炸般的发展期，但袁世凯立马发觉“人言可畏”，迅速打压。

辛亥之后，全国约有500家日报社，包括北京50家、上海15家、汉口6家。然而在袁世凯的帝制运动期间，北京报社的数量锐减至20家左右，上海减到5家，汉口则只剩下2家。报纸发行量也出现了下降。

《青年杂志》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诞生，由群益书社进行刊印发行，每月一本，每期支出成本大概200元，最初发行量1000份。

胡敦复对陈仲甫改造青年思想这一点很认同：“学校的吸纳能力有限，更不可能教授所有知识，有一些积极的读物作为补充再好不过。”

陈仲甫说：“是的，我立誓二十年不谈政治，集中精力做文化方面的宣传。”

此后胡适就是因为仲甫先生“二十年不谈政治”这一观点，才决定回国发展，投入新文化的浪潮。

不过嘛，他们两人“二十年不谈政治”是不可能的。

《青年杂志》反抗帝制的尖锐评论随处可见，尤其是在“通信”“国外大事记”“国内大事记”三个栏目中。

就是这个原因，洪宪帝制时期被迫停办了差不多半年之久。

陈仲甫接着向李谕约稿：“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，科学这一面最有代表性的必然是先生，如若可以，希望能为我的《青年杂志》写篇稿件。”

李谕果断道：“没有问题，本人一直致力于推广科学，先生的理念我十分赞同。”

陈仲甫高兴道：“太好了！要是有您的稿件，我就得提前嘱咐群益书社把这一期多印几百册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