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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百二十章《第三册》（4）（第1页）

傻瓜

2005年6月，我接到重庆这边一个老师父的电话，这位老师父在去世之前一直是重庆道教协会的元老，早年跟很多我们这行当的人一样，四处收妖捉鬼，非常威风。而听他的徒弟说，早年的他是一个性子刚烈的人，遇到一切他认为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，他所秉承和信奉的，一律都是打了再说。正是因为当年他那么勇猛，才在西南地区的道家人当中，树立了相当高的威信。这位师父名讳不敢提，全真龙门派传人。可是到了晚年的时候，由于年岁的关系，很多以前看不穿的事自然就看穿了，自己多年来坚守的人鬼不共存的原则也逐渐动摇，但是要他放弃自己恪守的规矩他还是做不到，岁数大了，再冒着危险干这个行当，已经开始有些力不从心，于是他就开始潜心下来，修道悟道，不再干涉鬼事。

这位师父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，在我2002年回重庆的时候，一方面得考虑不能过于锋芒，从而招致其他门派同行的仇视，另一方面我也得靠这个吃饭，虽然年纪小，但是我通过那几年积攒的人脉，认识了不少人，也帮助过不少人，尽管都不算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，秉着低调做人高调做事的原则，我也算是在重庆这个故乡，以滇南四相道的名义，开宗立派。所以在接到他的电话的时候，我还是觉得有点意外的。因为从来都是我们做晚辈的给他们打电话，但是他在之前一次聚会里既然相互认识了，我也给了他自己的联系方式，平日里也抽时间打个电话，随便闲聊几句，那意思就是在说，师父，你可别忘了我这个小人物啊。于是当他打电话给我，他说想要我代替他去接待一个人，说那个人是他几十年前的一个故交，而这次来重庆，也是为了一个死人的事情来的。他自己岁数大了，身体条件上已然不允许，于是就让我去，等到这件事过去之后，如果他的那位老朋友觉得我是个可靠的年轻人，他会帮着我把这件事传出去，让大家多多认识我一下。

所以这件事无关乎钱不钱的问题，就算是我自己倒贴钱，我也一定要去。

于是老前辈只给了我一个到机场接机的时间，和对方的姓名以及一个电话号码，然后就说剩下的你直到搞不定，再给我打电话。于是那天我按照航班抵达的时间提前去了机场，并且给老前辈给我的那个电话号码发去短信，说我是特别来接您的小李，请您下飞机后给我回个电话什么的。等到旅客开始走出航站楼，对方打来电话说已经下了廊桥，等取了行李就出来，我告诉对方说，那我就在出口对面的咨询台等您就好。挂上电话后，有点出乎我的意料，因为老前辈的那位故交，在我想象起来的时候，应当跟那位老前辈的岁数差不太多，但是电话那头，却是个说国语的年轻女性。

于是我就在咨询台那儿等候，顺便也调戏了一下机场的地勤小姑娘。接着我被人拍了拍肩膀，我转过头去，虽然我知道是我要等的人来了，但是看到她的时候，我还是惊讶了。

她看上去估计二十六七岁，而我当时二十四岁，个子比较高挑，穿着明黄色的连衣裙，最要命的还是紧身的。中短发，头发的末梢，看样子是烫过，略微卷曲。化了点妆，却是淡淡的那种，眼睛很大，睫毛很长。从我多年研究日本女性的经验来看，她的睫毛绝对是真的，但偏偏又很长，于是我站在她的面前，看着她眨巴着眼睛，有种扇扇子的快感。虽是短发但是却把一部分头发塞到了耳朵的后面，于是我还看到了她耳朵上那个朱红色的耳环。脖子上有细细的一根项链，左手拉着一个粉红色的拉杆箱，箱子上贴满了各地的托运标签，手腕上也戴着一个大概跟耳环差不多材质的红色手镯，另一只手上提着一个金黄色链子的红色小手包，脚上也是穿着红色的高跟鞋。

如果单从审美的角度来说，这个女人是属于“美女”那一类的，我这个人很奇怪，对待男性和女性就外貌来说还是有差别的，在我看来，男人只有“帅”和“不帅”的区别，而女人除了“美”和“不美”以外，还多了一个“丑”。所以我必须承认，当这个女人出现的时候，我脑子里就弹出了美女这两个字。而从她的穿着来看，基本可以确定这个女人有一定的精神洁癖，或者说是强迫症，否则这六月的天气，怎么会穿的好像番茄炒鸡蛋一样。

于是我装作镇定，对她伸出右手呈握手状，对她说吴春生老师你好，你叫我小李就好了，这次来重庆，x老师特别嘱咐我来负责接待你，你来这边的打算可以直接跟我说，我会尽力给你办妥的。谁知道她扑哧一声笑出来，伴随着一个用手捂嘴的动作，这也让我看到了她的手指甲，当然，也是涂成了红色，很像是要来复仇的女鬼。她对我说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吴春生。接着她把身子一侧，指着她身后说，这位才是吴春生。我越过她的身子看过去，她身后不远站着的一个不算很高，但是挺矍铄，带着金丝边的金属框架眼镜，镜片是茶色的，头戴一顶棒球帽，穿着黑色夹克和牛仔裤大头鞋，夹克里是一件白色衬衫，手里拧着一个墨绿色旅行袋，还带着一根拐杖的老人。番茄炒鸡蛋姑娘对我说，这个老人是她的爷爷，她叫吴雅婷。

我瞬间有点慌乱，因为在我看来这是挺丢脸的一件事，尤其是在美女面前丢脸，那会让我非常痛苦。于是我走到吴春生老人跟前，接过他手上的包，然后把手放在他的腋下，打算扶着他走，他却微笑着跟我说，年轻人，不用了，你看我用拐杖，其实也就是稍微省力一点，我身体还行，不用搀扶。

奇怪的是，眼前的这俩人，虽然是祖孙俩，但是口音却用挺大的差别，老人说话的声音字正腔圆，一股子北方味，但孙女却有点嗲气，估计那国语水平也比我好不了多少。吴小姐走到我身边说，他们是转机过来的，所以比较劳累了，既然老前辈让我来接待他们，于是希望我先带他们到酒店安置，我说好，赶紧接过她手里的拉杆箱，然后带着他们走出航站楼。

我把车打着双闪停在路边的，所以在这段时间里没被警察叔叔给开罚单甚至拖了去我感到很庆幸，因为那并不是我的车，而是我借的我舅舅的车。我总不能开着我那二手桑塔纳去接人吧。上车后我问吴春生老人说，请问您的酒店是在什么位置，他告诉我，在解放碑。我迅速在脑子里回想了一下解放碑附近的酒店，万豪、洲际、海逸等，这老人祖孙俩看上去日子过得不错，想来是不会去住那种不带星的酒店的，于是我问他说，是万豪还是洲际呢？老人呵呵笑着说，都不是，在炮台街那一带，我们已经定好了快捷酒店了。

快捷酒店，看样子这祖孙俩也不是胡乱花钱的人。不过这倒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我身为一个重庆人，我竟然不知道炮台街在哪。于是我有点不好意思地对吴春生老人说，对不起吴老师，我不太清楚炮台街在哪，解放碑那一带我比较熟，可是我好像还没听说那边有个炮台街，您是不是记错了？他笑呵呵的，声音洪亮，他说没记错，就是炮台街，你们现在叫沧白路。我说收到，现在就去。但是我心里在嘀咕，沧白路就沧白路嘛，你偏得跟我说什么炮台街。

于是在路上的时候，吴老告诉我说，几十年前他还在重庆的时候，那地方就一直被人叫做炮台街，但是并没有炮台，而是在古时候那儿面朝嘉陵江，又在半山腰上，所以视野开阔，是个军事要地，于是古时候的将军就在这里设立了很多大炮，就叫做炮台街。而现在的沧白路就在洪崖洞的上方，那儿的确有吴老说的那家快捷酒店，我心想人家大老远来一次重庆，洪崖洞是个不错的地方，而听吴老先前的说法，说他几十年前就在重庆，我想这次也算是故地重游，到沧白路感受一下老重庆，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。

机场到沧白路还是有一段路的距离的，所以我尝试着跟他们聊天，也乘机打听下他们此行到底是什么目的。由于之前注意到祖孙俩的口音有些不同，于是我就问吴老，说你们是哪里人？吴老告诉我说，他是山西太原人，我再问他贵庚了，他告诉我，他已经83岁了。我说老人家身体挺仙健的啊，他乐呵呵的就没有再说话，我从后视镜里看到他两眼呆呆的望着窗外，一副感情饱满的样子。于是我找不到理由去打扰，如果他真的作为一个几十年后重新踏上重庆这片土地的故人，那么他和这座城市必然有着那么一种千丝万缕的联系，而也许是因为生活的城市不同，他没有办法留下来，所以这次回来，才倍感怀念吧。当然，除了透过后视镜打量后排座窗边的吴老外，我也偷偷瞄了瞄副驾驶上，吴姑娘的大腿。这很容易造成车祸，我是知道的，所以我特别把车速稍微减慢了一点。

吴小姐跟我说，她和爷爷是来自台湾，这次回内地来，一是为了寻根问祖，二是拜访旧人。自己父母要帮着哥哥嫂嫂照顾孩子，也走不开，自己恰巧在台湾拿到了美国一个大学的留学申请，所以乘着这个机会就跟着爷爷一道，一方面照顾下他这个老人，一方面也是回来看看同胞的情况。

我虽然对台湾印象不深，不过她的说法倒是解释了为什么口音不同的原因。对于台湾，我只知道那里是国民党的地盘，他们参加国际比赛的时候，都说自己是中华台北队。而台北是一个城市，中华台北，根子还在中华，起码人家还没有把自己放到一个国家的高度上。对于政治问题，我一向是不会多说的，两岸的关系和情况不同，所以人民在认知的角度上难免会有偏差，这就好像金大胖二胖三胖告诉他们的人民，三八线以南是敌人的土地，是傀儡的政权一样，所以多年来朝韩之间骨肉分离的事情不在少数。而对于台湾同胞来说，我向来还比较客观，起码老一辈的台湾人，几乎都是中国大陆移民过去的，于是我猜测坐在身后的吴老，八成也是因为政治原因而和故土分离，到老了，气氛松懈一点的时候，才回到自己的家乡。恰好那一年，一个叫宋楚瑜的人，在自己的家乡湖南，用地道的湖南话对乡亲们说，乡亲们，楚瑜回来了。不管是装腔作势还是在作秀，至少我从那句话里，听到一种难以言喻的渴望。

于是我大着胆子问吴老，您是哪年到的台湾呢？他回答我说，1951年。我试探性地说，49年的时候很多人都去了台湾，您不是跟着他们一块去的吗？我这句话的意思，其实是在问他，是不是当年的国军，跟着老蒋撤退了。他沉默了一会说，49年的时候，他没能走成，于是到香港躲了两年，才辗转去了台湾。

我没继续往下问，因为他说是“躲”了两年。